全国检察机关助推完善长城保护治理体系
4年半立案办理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件1264件
本报记者 蒲晓磊
长城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，长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，是中华民族重要文化遗产。今年初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“爱我中华，修我长城”题词40周年为契机，在长城沿线15个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部署开展“长城保护公益行动”，督促长城沿线基层检察院实现办案全覆盖。
《法治日报》记者8月22日从最高检获悉，2020年1月至2024年7月，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办理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件1264件，其中行政公益诉讼1257件、民事公益诉讼7件。
全国政协常委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在接受《法治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全国检察机关坚持办案为本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案件，有效解决了长城本体保护、“四有”建设、长城风貌、展示利用等一系列问题，促进完善跨区域长城保护、行政执法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凝聚了长城保护社会共治的共识。
一是分级分层监督，分类分段施策。针对长城受损程度不一、成因不同，可利用可开发价值不同等问题，检察机关对长城进行分类保护。一方面，明确省市级院对辖区内普遍性、突出性问题等严重违法案件开展监督，基层院对整改难度小、日常巡查维护等个案问题开展监督。另一方面，明确一般性保护和重点保护情形。对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长城遗址，以现状保护、界桩界碑的设置等为主；对现存较好的长城本体以及具有特殊研究价值的长城点段重点保护，以监督行政机关抢险、加固、修缮和开发展示为主。针对长城保护，省级院立案4件，市级院立案43件，一体解决辖区范围内的同类问题。
二是审前督促与诉讼并重，推动整改高效。检察机关制发检察建议971件，督促行政机关在审前解决绝大多数问题；检察机关立案后，对情况紧急，具有现实损毁风险的，通过磋商及时推动问题解决，磋商结案275件，力促受损公益得到及时保护。对拖延整改、部分整改、问题反弹回潮等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，坚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16件，提升检察监督刚性。
三是依托科技手段，增强监督质效。长城具有时间跨度长、空间跨度广的特点，部分问题线索难以发现。检察机关积极寻求科技赋能，以卫星遥感、无人机等现代技术辅助办案，有效打破时间、空间等制约因素，实现“查、看、比、对”同步开展，提升办案效率。
四是健全工作机制，凝聚长城保护共治合力。建立跨区域长城保护检察协作机制。山西省联合内蒙古、河北等地检察机关建立跨区域长城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工作机制。河南、山东、黑龙江等检察机关分别针对辖区内楚长城、齐长城、金界壕的联合保护，制定跨区域保护协作机制。强化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作机制。坚持既依法监督又协同治理，与行政机关共商共研长城保护之策。丰富社会力量参与方式。依托“益心为公”检察云平台，积极推动多方主体参与办案环节，提升公众长城保护的法治意识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长城保护的良好氛围。
“通过近些年的案件办理，我们发现自然侵蚀、人为破坏、管控不力、长城文化挖掘不充分等制约长城保护的问题持续存在。”张雪樵说。
张雪樵指出，全国检察机关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，释放检察公益诉讼助力长城保护治理效能，主要从六个方面着手，推动解决长城保护的主要问题：
推动解决长城本体保护历史遗留难题。针对因历史原因，利用长城墙体搭建房屋、窝棚，架设、安装线杆、通信铁塔等与长城保护无关的设施、设备等，检察机关督促拆除、移除。
推动做实长城“四有”等基础工作。“两线”范围、“四有”(划定长城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，树立长城保护标识，建立长城记录档案，设置长城专门保护管理机构和人员)工作是做好长城保护工作的基础条件。针对“两线”范围未依法划定或“两线”边界不清，保护标志牌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等情形，检察机关督促完善相关信息、依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。
推动消除长城安全隐患问题。因自然侵蚀或人为损坏，加大了部分长城点段的损毁灭失风险，检察机关通过监督，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及时依法履职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推动解决违法侵占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问题。未经许可，在“两线”范围内不得进行建设施工或从事不利于文物保护的活动。
推动解决影响长城风貌行为。长城周边私搭乱建，乱推乱放生产生活垃圾等，不仅污染当地生态环境，也影响了长城风貌展示。
推动长城文化更好传承保护和展示利用。在开展长城形态保护的基础上，深入探索长城精神内涵的活化利用，对长城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监督。
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。检察机关将继续以司法办案为中心，加大长城保护检察实践探索，以高质效的检察履职，助推完善长城保护治理体系。”张雪樵表示，要从“点”上问题的监督到“面”上问题乃至深层次问题的解决，推进长城保护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取得更大实效，切实保护好、传承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，同时为文物保护法修订、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提供更多实践样本。
